1938年，钱穆一家从北平迁到妻子张一贯的老家苏州，住进了小新桥巷的一个名为“耦园”的庭院中。

苏州耦园，在钱易的印象里就是家的名字，幼年的一切都和它密切相连。那里有树、有花、有假山、有水、有桥、有亭台楼阁……流淌着苏州园林特有的秀美和古典意韵。

钱穆和张一贯夫妇育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女儿，钱易的名字有一个特殊的由来。“我其实一共有四个哥哥，但第四个哥哥十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所以后来有了我后，我父亲、母亲都觉得很珍贵。这个女儿来得不容易，是一个男孩子换来的，再加上我父亲很喜欢易经，所以给我取名为‘易’，是交易、换来的意思，而不是容易的意思。”钱易解释道，“我后来怪我父亲，说你给我起的名字让很多人误解我，认为我这个名字是来钱容易的意思，我得解释半天。”

钱穆将母亲和妻儿安顿在苏州后，陪着家人一起住了比较完整的一年。当时钱易不过三四岁的年纪，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在耦园房子的南边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是父亲的书房，母亲时常关照五兄妹，尽量不要走那条走廊，要走的话一定要小心，别出声，不要打扰到父亲。

搬到耦园的第二年，作为一家之主的钱穆就离开了苏州，前往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工作。在家中男主人离开的几年里，留下的妻子张一贯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当时正值抗战乱世，苏州属于沦陷区，钱穆不能寄钱回来，一大家子的生计便全靠张一贯一个人在小学教书来赚钱维持。两边的联络靠的是传统的书信，也是时断时续。

“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抗战那八年，我父亲跟我们分开七年，这段时间我母亲跟我父亲通信，我爸爸居然把我母亲的信都留着。那是到我父亲去世后，我继母收拾他的遗物时才发现的，这个太珍贵了。”钱易感慨地回忆。为什么一直留着呢？“我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觉得这些家信太宝贵了，不舍得扔。另外，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纸张困难得不得了，所以他就用信的背面做读书笔记，而这个读书笔记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所以不能扔。”

几张薄纸，一面是母亲，一面是父亲。母亲的信里写着家长里短，事无巨细地报告着家中的经济情况，以及几个孩子成长得怎么样，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有哪些可爱的地方，又有哪些不懂事的地方。父亲的笔记大多是读书的心得和一些摘抄，钱易看不懂，但也知道这些手稿有多么珍贵。“我继母当时在编父亲的全集，发现这些信后，觉得这种笔记也要考虑怎么放进去。但因为这都是家信，没法找别人帮忙整理，就交给我二哥，说你们既可以看看你爸爸的笔记，又可以看看你妈妈的信。我们都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复校，由于与校长傅斯年在学术上非同道中人，钱穆不在被邀教师之列。之后的两年，他往返于全国各地之间讲学，直到1947年，家乡无锡的江南大学成立，他应邀出任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主任，才再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人身边。由于父亲工作的忙碌，父女相处的时间不多，钱穆在当时十多岁的钱易心中并没有留下很鲜明的印象。“我当时只知道他在大学教书，不知道他的具体观点，也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学大师了。”

1949年4月，钱穆应邀南下广州办学。同年8月，毛泽东发表社论，批评胡适、傅斯年、钱穆为反动文人。10月，钱穆赴香港办学。“我父亲后来说过，当时他没想到这一走会跟家里分隔这么长时间，所以他那时等于换了一个地方工作而已。也没有正式地和我们告别过。”世事不如人意，对于钱穆和张一贯夫妇而言，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1967年，应蒋介石之邀，从世界各地访问讲学归来的钱穆自港赴台，定居台北。

1979年，随着时局的变化，钱易兄妹四人和父亲钱穆再次取得了联系，这离不开当时在大陆和香港间促进教育交流的几位先行者们的帮助。

“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他去香港访问时见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金耀基院长，就问起了我父亲的情况。（编者注：钱穆是新亚书院的筹办者之一，也是首任院长）金院长说钱先生现在人在台湾，情况很好。那位教授回来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家里，金院长也从他那儿拿到了我们家的联系方式。”钱易回忆道，“这位金院长人特别好，他之后安排了一次聚会，让我们兄妹几人和我父亲、我继母都到香港去，在那儿见面。那次见面是在1980年，我没去成，为什么？因为我跟三哥钱逊都在清华教书，当时北京市有规定，一个城市一家要去香港探亲只能去一个，就决定让我哥哥去。因为当时有消息说我可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想趁以后的机会再去探望。”

从1949年分开到1980年重逢，这场时隔三十一年的聚会让一家人的心再次凝聚在一起。“他们那个会面很亲切，双方都觉得很好。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一个是讲他的生活，讲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一个是问我们家里情况怎么样，相互填上几十年的空白，每天都要聊到很晚才分开。”

哥哥妹妹们回来时带了很多照片和谈话记录。虽然错过了这次见面，钱易却并不觉得焦虑，反倒是帮忙牵线的金院长一直放不下这个遗憾。

“新亚书院的院长好到什么程度，他说还有一个女儿没来，这件事在他心里成了心病。他就出了个主意，邀请我堂兄钱伟长第二年年初去跟我父亲见面，让我作为钱伟长的助手跟着一块去。”就这样，不等钱易出国做访问学者，热心的金院长便再度搭桥，让父女俩在1981的春天得以重逢。

钱易至今仍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场景。“我们从广东这边坐火车过香港的边界，在新界下车。在火车站，我记得很清楚，车站里有那种滚梯，当时大陆没有，我还觉得很新鲜。我父亲跟我继母一起来接我，我们从滚梯上下来，他们两口子就在底下等着。他们还能认出我来，因为事先看了照片了，我当然也看了他们的照片了，所以很容易就认出了。见面了，我就叫了爸爸，他很高兴地笑了，叫我阿五。”“阿五”是钱易小时候在家的名字，算上早夭的四哥，她在家排行第五。

在香港的半个月里，重逢的亲友们一起住在新亚书院安排的教工宿舍，每天一起吃饭、散步、谈话、参观书院。“我讲话最少，因为我父亲跟钱伟长他们共同的话题多，他们回忆往事，讲钱伟长怎么上大学的，好多好多，我毕竟那时候就是个小孩。”

父亲有时问到钱易现在做什么工作，她都一一回答，但没机会详细地讲。“最好玩的是，他还把我当做小孩。凡是有外边的人来，比如有很多老学生还在香港工作，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来看我父亲，我也要跟他们谈话，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继母说，‘钱易还真长大了，她会跟人谈话了’。其实八十年代初我也有40多岁了，很有意思。”

十几天的日子短暂而美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和温馨让当时的钱易不禁回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共居耦园的遥远时光。

“当时我跟我爸爸说过一句话，我说金院长给安排的地方真好，就像在家里一样，我爸爸就说，跟家里大不相同，怎么能跟家里比呢？他说你一定要到台湾的家里来一下，我们好好地过一些日子。”钱易回忆道，“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他们也记着。后来等到我父亲生病了，我继母出的主意。你们几个兄妹来一个，先让钱易来。”

那么钱易是如何成为大陆赴台探亲第一人的呢？“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直接可以飞到台湾，而从大陆出发的人要先到香港，办手续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赴台。”由于荷兰办手续更简单，到达时间最早，因此钱易“完全碰巧”地成为了实际上的“大陆赴台探亲第一人”。

这次长达27天的陪伴对钱穆和钱易父女俩而言都弥足珍贵。

彼时钱穆已年逾九十，双目失明十一年，病重卧床两个月。钱穆夫妇在台北的住所名为“素书楼”，有两层楼，以前吃饭都是要下楼的，可那时的钱穆已病重到半个多月不能下楼吃饭了。“他们就很着急，说一定要家里的人去看一看，后来我去了以后，他马上情绪就好转。我到的那天，他说，‘我今天要下楼跟女儿一块吃饭’，就真下楼了。”

也许是女儿的探望带来了精神上的力量，短短几天内，钱穆的身体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去后的第7天吧，他坐在书桌前说，‘我要写东西了，我好久没有写东西了‘，让我把书、纸、笔给他弄好，我就躲在旁边偷偷看他。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看着我父亲怎么动脑写东西。其实那时候他眼睛都已经失明，但他却还可以写字，只是写出来的字上下有重叠，大小不一致，但是我继母看得清，我继母会帮他重新抄写，帮他把错的字改掉等等。那天我就很感动，我看他在那至少写了有四十多分钟。”由于专业不同，钱易一向自认没有资格和父亲讨论他的著作和观点，所能做的便是陪伴，尽可能去理解他。“写的什么我都看不懂，只是他很专心地在那写，我在旁边看。”

不仅是恢复写作，钱穆甚至也能接待客人、跟学生和朋友谈话了，也有一两次陪着女儿一起出去看外面的风景。在台湾，到处都有崇敬钱穆的人，尤其是他晚年教的那些学生们。素书楼的书房就是钱穆教书的地方，家里有很多学生的照片，也常有学生来拜访。钱易到来后，许多学生都争取时间带她参观不同的地方，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清华、台湾清华、台湾大学等各个高校，都很热情亲切。在参观时，钱易经常被人认出来，不过不是因为父亲钱穆，而是因为她是第一个从大陆来台湾探亲的人。“报纸上天天都有我的新闻，我的照片也到处出现，很多人都来跟我表示，要我把父亲照顾好。”

钱易依然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在大陆有了怎样的成就，只说他们兄妹几人都做了教师，他们的配偶也都是教师，子女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钱穆就感到很欣慰、满足。“他因为常年在外面，对大陆难免有一些不正确的想象，觉得大陆的教育条件可能不好。他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家里，他认为正确的家风都继承下来了，所以他是很欣慰的。”

由于继母也约了分隔在大陆的亲友在香港见面，有几天钱易便代替她每晚陪在父亲身边，悉心照顾，帮助老人洗澡、穿衣，利用这宝贵的机会为父亲尽一片孝心。“这几天我父亲说了很多很动人的话，他就老说，’我女儿给我洗脚了，我女儿陪我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他都觉得很感动。”

这本该是一次完满的天伦团聚，最后却因一些人的别有用心而蒙上了阴影。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等人搬出《惩治叛乱法》，造谣说钱易是叛乱分子，要惩治，他们在台北报纸上连日刊登对钱易的猜疑和控告，甚至说钱穆知匪不报。“他们告到司法机关，给我来了一个传票，要我去见面谈话，回答问题，搞得很紧张。我父亲也很生气，骂那些人，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亲情、不懂得伦理道德，我们父女好不容易见面，他们却这样造谣。当时我请教了我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做过大学的校长，也做过台湾的官员。那位先生很好，他说你还是得去，去了就见机行事，不去的话他们就要被迫来抓你，反而不好。另外，他劝我最好早一点离开台湾，不要多待了。”钱易回忆道，“最后我被检察官问了二十几个问题，回答完后，检察官也好像如释重负，还说了一句，实在很抱歉，你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父亲见面，我们还拿这个事儿打扰你。我一听就放心了，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要应付一下那些告状的人。结束后我就赶紧回去，什么事儿也没出。”

钱易原本计划陪父亲一个月，最终还是钱穆做出决定，为保证女儿的安全，让她提前两日离台。在《钱穆纪念文集》的《回忆严父的慈爱》一文中，钱易曾回忆过那天告别的情形：“我离台的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在花园里摄影留念，父亲一直振作着精神，随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场景，照了一张又一张，脸上还强露出笑容。但到晚饭后，我向父亲鞠躬道别时，他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竟不对我说一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我与父亲的永别。”

1989年的春节，钱穆依照习惯写了一副新年对联。对于远在海峡对岸的钱易来说，那年的对联尤为令人动容。

上联：飞越欧亚廿七天相依亲情应犹在

下联：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

1990年6月1日，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在钱穆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生前建立的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向大陆各高校赠送他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各一千部。钱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当时是打包邮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纠错，就是书的印刷有一点错，要稍微动笔改一改。就在我工作的实验室，有我哥哥，有我继母，还有我父亲的学生，我们在一块做这个事儿。”两千册书分别寄往不同的高校，后来许多人来信谈著作对他们的影响，表达感谢。

谈起父亲的学问和著作，钱易表示自己没有资格讨论，“但是《国史大纲》对我最有影响，在它的前言里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父亲说，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他说中国人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中国的历史，而且要带着‘温情’和‘敬意’，这四个字深深打动我，因为我们在大陆长大，我们过去对历史的态度跟我父亲对历史的态度完全不同，我们批孔，我们把历史的事说成是封资修，我们根本没有温情、没有敬意，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这个观点时真是很被打动，我觉得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有过去才有未来，要继承一些光荣的传统、优秀的传统，今后才能更有进步。”